朱熹
或有问余曰：“诗何为而作也？”余应之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 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而不能已焉。 此诗之所以作也。
曰：“然则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余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圣人在上，则其所感者无不正，而其言皆足以为教。其或感之之杂，而所发不能无可择者，则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劝惩之，是亦所以为教也。昔周盛时，上自郊庙朝廷，而下达於乡党闾巷，其言粹然无不出於正者。圣人固已协之声律，而用之乡人，用之邦国，以化天下。至于列国之诗，则天子巡守，亦必陈而观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后，寖以陵夷，至於东迁，而遂废不讲矣。孔子生于其时，既不得位，无以行劝黜陟之政，于是特举其籍而讨论之，去其重复，正其纷乱；而其善之不足以为法，恶之不足以为戒者，则亦刊而去之；以从简约，示久远，使夫学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师之，而恶者改焉。是以其正虽不足以行於一时、而其教实被于万世，是则诗之所以为教者然也。”
曰：“然则国风、雅、颂之体，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闻之，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发于言者，乐而不过于淫，哀而不及于伤，是以二篇独为风诗之正经。自《邶》而下，则其国之治乱不同，人之贤否亦异，其所感而发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齐，而所谓先王之风者，於此焉变矣。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词：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师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于雅之变者，亦皆一
曰：“然则其学之也，当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参之列国以尽其变，正之于雅以大其规，和之于颂以要其止，此学诗之大旨也。于是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性情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
问者唯唯而退。余时方辑《诗传》，因悉次是语以冠其篇云。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书。
今日为写《诗经》的笔记在网上搜《诗集传序》的电子稿，发现有些错误，就按照文本对照了一遍，放在这里，说不定以后有人搜，就可以看到这个又一次校对过的版本了。呵呵
底本《四部丛刊》影明本《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七十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