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为丞相治民，三十馀年矣。逮秦地之陕隘。先王之时秦地不过千里，兵数十万。臣尽薄材，谨奉法令，阴行谋臣，资之金玉，使游说诸侯，阴脩甲兵，饰政教，官斗士，尊功臣，盛其爵禄，故终以胁韩弱魏，破燕、赵，夷齐、楚，卒兼六国，虏其王，立秦为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广，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见秦之彊。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亲。罪三矣。立社稷，脩宗庙，以明主之贤。罪四矣。更剋画，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树秦之名。罪五矣。治驰道，兴游观，以见主之得意。罪六矣。缓刑罚，薄赋敛，以遂主得众之心，万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为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尽其能力，乃得至今，愿陛下察之！”
这是李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在狱中对秦二世的上书中的一段，意在表明己功，以求脱罪。这段文字被赵高扣下，并没有被秦二世见到。不知当时是什么样的机缘或方法，它得以留存，被太史公记下，流传至今，可谓一份堪为教材的“自我鉴定”。尽管因为秦朝的短命，没有太多值得称道的文艺建树，但是从太史公不厌其烦长篇大论地记下的几份李斯的文字来看（这使得李斯的传记比较长），他的文笔称得上上乘。我们看上面的这一段话，尽管这些“功绩”并不能完全归属于李斯，但是它无疑是整个过程的重要谋划者和推行者。他是忠也罢，是奸也罢，这是一位把自己的见解抱负实践于全中国的乱世能臣，影响一个泱泱大国的决策几十年，而尽管秦朝短命，它的许多举措却渗透了中国的土壤，从此不再有本质更改。所以，我们对李斯的评价，注定是复杂的。
今天合上史记的那一刻，五味杂陈，我肯定当年太史公也是如此。同样是秦之重臣，司马迁在写吕不韦的时候，是在极力克制自己的厌恶，而在写李斯时，却是在克制自己的佩服。力主严刑峻法，支持赵高阴谋而拥立胡亥为二世皇帝，这两点，是李斯洗不清的历史污点。但是，李斯主张严刑，本是他的一个基本的政治立场，而拥立胡亥，则是私心作怪，以求其权倾天下之势得以长久延续。其实，又是一个知进不知退的人，临刑之时，他终于明白“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亦是一种至乐，可惜悔之晚矣。太史公在李斯的传记里给赵高安排了很多戏份，这是他惯用的对比之法，史记往往在人物的对比中寄寓针砭。司马迁有很多对话来记录赵高对李斯的种种蛊惑，而这些蛊惑其实并没有第三个人听到过，太史公在这里绝非没有渲染之意。加之赵高在秦二世面前说的那些骗小孩的话，太史公更是叙写详细，再加上“指鹿为马”，赵高奸臣的形象简直太完备了，然后把李斯的死也主要推到赵高的恶意陷害上面，李斯的历史污点，毕竟还是减淡了不少。另一个可以被称作污点的严刑峻法，太史公的减淡方法就是让诸位人物频频引用韩非的话，令师弟师兄一起背黑锅，当然，更主要的目的，是让大家明白李斯的法家立场。
当然还是这两点，李斯在执行过程中出了大问题，本来赵高说动李斯改变秦始皇遗命的原因就是胡亥会听李斯的话，但是实际上胡亥只听赵高的话，若是他听李斯的话，秦朝绝对没有这么容易亡国。而李斯韩非他们力主严刑峻法是希望通过法令的威慑力使人民不敢犯法，却没有想到整套政治经济军事制度仓促之中尚未完备，人们犯法的机会还真的不少。这样就有很多老百姓被峻法治死了。我们的历史教育中把秦朝君臣描绘成杀人魔头一般，就是想杀人，这是不对的。陈胜吴广他们的揭竿而起，根源还是秦朝的边防制度没有适应大中国的国情，从江苏步行去北京，时限又那样短，路上下点雨就耽搁了。误期当斩，反正是死，就不得不揭竿而起。而大兴民力这一节，恐怕是李斯至死也没有想到的破败之因，这对秦朝民心的丧失，其实是很致命的。
对李斯的感慨很多，还有很多，今天就此打住了，这是一个当代中国应该重新发现的历史人物，他的功与过，实在是转型期社会的典型案例。而他作为决策者的魄力，反而是我们现在非常缺少的。再多看些书，以后再说。
晚上看了断背山，它其实只是一个爱情故事，当然导演的手法是相当好的，但是，我们若干年后回顾李安，这也许只是他最风光的作品，却绝对不是他最好的作品。
对《恋爱高手》中孙艺珍的表演，一定要赞一个，突破了喜剧这道关，她可以向巨星的位置，拿到预约号了。
